（吴飞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新质生产力”是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与区域禀赋高效利用的基本体现，这也是我国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如何提高效率，实现有效供给的重要突破口。郑荣华《经济的兴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一书似乎正是为了阐释新质生产力的价值与逻辑而创作，作者从竞争、平衡、博弈，再到产业、孵化，运行两条主线展开系统性论证，揭示了产业集群和产业孵化背后的逻辑与支撑动力，为产业转型，区域发展提供了延展性思维与借鉴价值。
思考与方向：增长动力与增长弹性
土地财政收入与基建投资，一直以来是区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也是推动我国城市化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的主要手段，但是随着生产要素的有限性与工业化、城市化规模的逐渐扩大，各种结构性矛盾也逐渐显现，一方面是生产要素锐减与生产成本飙升导致传统生产模式面临生存挑战；另一方面是长期以来的无限供给与有效需求面临边际效用递减；再者是传统生产要素与新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资源配置扭曲的风险。所以，郑荣华先是从土地财政进行剖析，“土地财政是以土地作为生产要素进行投资，并通过土地产品的转化实现地租或级差地租收益。”郑荣华认为，从生产逻辑来看，这似乎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但是如果土地财政被异化之后就有可能出现过度商品化或泡沫化现象。在土地财政部分，郑荣华并没有否定土地财政的作用和意义，他更多是在呼吁科学的土地发展观，要从单一的土地转让收益向土地产品孵化收益转变，只有这样才能支持土地经济的持续性。书中特别提出要谨防“土地过度商品化”和“土地泡沫化”两大问题，在作者看来利用土地垄断优势进行土地已有价值的溢价出售，并以此形成长期的路径依赖，就会导致其他经济活动或生产组织萎缩或萧条。同样土地的权属方与土地的经营方如果通过对土地的价值进行包装，制造未来增值的预期，最终使土地偏离了生产成本与消费成本的真实价值，就会抑制传统生产的积极性和其他消费能力，不利于投资与消费的提升。
在城市增长弹性方面，郑荣华对未来区域发展动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传统发展模式难以支撑高质量发展，必须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来评估投资与产出的关系，否则不断叠加的公共投入对城市效用价值会形成边际递减，同样政府的资本产出效用也随之递减，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这种“双折”现象会削弱区域发展的效能。在书中郑荣华提出了两个具有创见性的观点，其一政府公共品投入要实现有效供给，一方面通过公共品的“广泛受益”来降低成本，提高效用价值；另一方面通过公共品的“共同受益”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其二，通过新质生产力来替代对传统生产要素的依赖。作者认为城市的新质生产力主要体现在知识、技术、服务、制度、资本、环境及交通组织和数字化等要素的高度集聚与高效利用方面，这才是区域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弹性所在。
量变和质变：发挥本土市场效应及产业集聚作用
一般来说，创新驱动力源于“诱致创新”和“引力创新”两个方面，但无论哪一种创新都需要以市场为依托，就如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之所以能占据主导地位，其根本原因是英国在当时也是西方最大的消费市场，从而为英国产业集聚与科技创新创造了条件。郑荣华在“本土市场逻辑、意义、价值”一节中认为，通过对本土市场规模的扩大，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
首先，由于本土市场规模的扩大，倒逼企业进行创新。企业的创新分为主动创新和被动创新。无论是主动创新还是被动创新，都是源于外部环境对内部环境的冲击。由于本土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产业集聚度在利益的诱致下将会不断提高。在同质化市场的压力下，企业会加大对产品设计和研发的投入，通过对产品的研发转化来实现差异化竞争，提高产品附加值。其次，本土市场规模越大，供需市场的信息传递就越快，从而为企业商品的有效供给创造条件。再则，本土市场规模能引致集聚效应和竞争效应。本土市场的规模扩大必然会吸引生产要素向区域内部流动，最终形成竞争的优势。市场规模越大意味着生产配套能力就越强。也就是说在不完全竞争、存在贸易成本的前提下，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厂商更倾向将生产集中在拥有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或地区），从而节约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
从逻辑上来看，产业集聚程度越高或本土市场越大的地区就越有向心力，越能吸引同类企业或产业链关联企业在空间上集聚。当然，郑荣华提出了仅靠本土市场形成的产业集聚并不完全代表高质量增长，也就是说不构成新质生产力的条件。所以，需要政府积极、科学的干预，通过创新环境、市场秩序、基础设施、服务体系、资本市场等领域的不断完善和规范为产业集聚创造良好的条件。
路径与方法：孵化、干预与转型
在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与精准干预部分，郑荣华对中国产业做了全面剖析，他认为中国目前的产业仍处于“橄榄型”发展模式，即两端是高利润环节，中间是低利润环节。两端高利润环节是由高精尖技术产业和服务贸易出口所把控，而中间低利润环节是以加工组装为核心的规模化生产模式。介于中国当前现状，最好的产业模式是既要保留规模经济的优势，又要扩大两端高利润环节的规模，形成扁平式的“橄榄型”发展模式。或者说可以适当偏向哑铃式的产业结构，即中间低利润的加工组装环节规模缩小，两端高利润环节规模扩大。也就是说，既要保持适度的规模经济，又要实现高附加值产业的增长。
在产业转型方面，郑荣华认为需要通过产业集聚来实现，因为产业集聚不仅是在做大规模，更是在构建一个创新生态体系，最终实现产业融合裂变。一般学界对产业集聚的认知主要聚焦在同一产业链上的相关产业向特定区域聚拢。而郑荣华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他认为产业集聚不仅是产业主体的集聚，更是产业要素的集聚。政府一方面要为产业集聚创造更多的要素资源，另一方面要通过“补链”“延链”吸引更多的企业集聚。
其实，政府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一直颇有争论，甚至有很多声音认为政府干预会导致供给扭曲。而郑荣华认为，在重大产业转型面前，政府的科学干预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从经济的运行规律来看，资本为了逐利就会想尽一切办法获得更多要素支持，靠市场自我调节只会加剧垄断，抑制创新能力，所以政府通过科学干预是对要素的重新配置与利用，以此达到区域高质量发展目的。书中通过对合肥、苏州、深圳等产业集聚区的研究，梳理出一条清晰的产业发展道路，为区域经济发展及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借鉴。可以说，《经济的兴衰》是一部非常及时的经济学著作，在当前新旧动能转化的关键时刻，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套具有创见性的思路，也是对新质生产力的一种延展与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