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陆游的“乡村世界”，指由陆游诗文所记述的、也就是他所感知的南宋时期乡村社会。
一、居处
所谓居处，主要讨论陆游乡居生活的社会环境，大致在聚落、乡都与邻里三个侧面，略可展开。
（一）聚落
前人的研究中，以邹志方的《陆游研究》讨论最为详尽[1]，下文在此基础之上稍作补充拓展。
根据邹志方的研究，除了绍兴城区旧居外，陆游还分别在乡村的云门、梅山、石帆、三山等处居住过。其中云门精舍与石帆别业地处会稽县，梅山寓所与三山别业则地处山阴县。他在云门与梅山都是依佛寺而居，在云门寺边上曾建有自己的屋宇，在梅山估计则只是借居于当地的本觉寺，为寄寓之所。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陆游开始在镜湖边营建三山别业，并于第二年“卜居”即定居于此[2]（P2465）。大约十五六年后，陆游又在绍兴府城东南的石帆山下的石帆村，营建自己的另一个别业。这个别业距离禹庙不远，其规模应该比三山的为小。陆游后来不时在石帆别业居住，但大多仍定居于三山[2]（P55-126）。因此他的诗作主要也是在三山别业写成的。
三山别业聚落位于绍兴城西，镜湖北岸，所处为山阴县的河网平原地区，向南隔着镜湖靠近山区。其与府城的距离“舟车皆十里，来往道岂长”[3]（P3242-3243）。又有诗称“穷途敢恃舌犹存，小筑城西十里村”[3]（P1842）。具体村名未见著录，陆游有时谦称其为“三家村”：“老病与世绝，屏迹三家村”[3]（P1922）。那自然并非村名，只不过是比喻其小，自嘲而已。所谓“三山”，指其别业所在之地夹在东山（韩家山）、西山（行宫山）与石堰山这三个小山丘之间。三个山丘相互间距离不远，韩家山距行宫山不过约一华里，到石堰山大致两华里。地志称“三山在县西九里，地理家以为与卧龙冈势相连[2]（P6867）。所以陆游有时在诗中自称山翁，称别业所在的村落为山村[3]（P4138-4139）。从诗句分析，别业的具体位置略偏西，距行宫山稍近。山会平原的聚落形态看来与其他江南农村相去不远，很难说有什么规律，随着人口繁衍按地形自然扩散分布。山会平原开发甚早，南宋时期的发展水平不在苏南平原之下。从陆游诗作中可以感知，当地乡村聚落是比较密集的。陆游平居无事，常常外出闲游，“耳目康宁手足轻，村墟草市徧经行”[3]（P3318-3319）。足迹所至，有近有远。例如紧邻三山别业聚落的东侧，就有一个在其诗作中称为“东村”的小村，即塘湾村，稍远一些，陆游经常或跨驴或泛舟，甚或徒步而至的几个村落，大多也在十来华里之内。而且那几个村落的规模都相对较大，才成为陆游诗作中集中描绘的对象。路途间一些小村落，有些“村墟频过不知名”[3]（P4313），并未成为他记述的对象，也有一些则是他闲游常去之所。例如他多次写入诗作的湖桑埭。更多的时候，他还称此地为西村，以对应于东村。估计此村的规模也不大，陆游有时也称其为三家村，“人情简朴古风存，暮过三家水际村”[3]（P2507）。西村比东村还要近，距离三山别业“里许”º，所以陆游不时“散步”前去。“十日苦雨一日晴，拂拭拄杖西村行。”[3]（P104）在其《散步至三家村》诗中还有自注，曰“湖桑埭，西村名”。湖桑埭，即今壶觞村，距现今复建的陆游故里大致一华里。
在湖桑埭更往西行，则有湖塘村。“湖塘西去两三家，杖履经行日欲斜”[3]（P1065），村名今存，距离三山别业约十华里。“遥望湖塘炬火迎，才归村舍雨如倾。”[3]（P1182）前去湖塘，基本上就得泛舟了。由此可知，从东村（塘湾）、三山别业聚落、湖桑埭，到湖塘村，沿镜湖北岸一线，差不多每二三华里就有一个规模或大或小的乡村聚落，分布不可不谓之相当密集。所以到了晚间，陆游在家里就可以看到邻村的灯光º。从三山别业向北，村落也很密集。陆游在诗作中经常提到的还有一个“北村”，可以从其寓所放眼相望，应该不远[3]（P2908），不过看来是隔着河港，交通不便，所以未见有他闲步前去的描述º。再向北数里，差不多与镜湖北岸平行的另一条重要水道，就是东北走向的浙东运河（漕河）。其与镜湖两者之间相连河汊颇多，从湖塘北向就有一条，在其折入浙东运河的河口处，就是著名的梅市村。梅市村之东、西，则有鲁墟（今鲁东村）、柯桥等规模较大的聚落。从三山别业经运河东北行，渡过钱塘江，就是行都临安了。“法云古兰若，西走钱塘路。帆影梅市桥，人语柯山聚。”[3]（P4034）所以陆游诗作中凡涉及迎来送往的，不少都提到了梅市。绍熙四年（1193），长子子虡出仕淮南，陆游作诗相寄“，吾儿适淮壖，送之梅市桥”[3]（P1943）。开禧二年（1206），七子子遹调官得永平钱监，陆游也出门送行，作《送子遹至梅市而归》诗：“梅市长堤怆别情，鲁垆归路当闲行。”[3]（P3764-3765）从梅市回到三山别业，得经过鲁墟。
由此也可知，尽管当时平原地区村落分布，受开发先后、人口自然繁衍过程与地形地势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很难说有什么特定的规律，不过浙东山会平原属于水网地带，乡间聚落大多沿河道分布，以取交通之便，是可以肯定的。尤其是那些规模稍大、属于中间市场的聚落，更是非据交通干道之利不可。从陆游闲游的行踪可知，镜湖北岸一线，从东村到西村，再远行则有湖塘等村，无疑是陆游闲游光顾最多之所。跨过镜湖，南岸则有新塘等村。“西村渐过新塘近，宿鸟归飞已满枝。”[3]（P3469）再从镜湖靠北，沿漕河即浙东运河一侧，则有柯桥、梅市、鲁墟等大村落。越过镜湖，向南进入会稽山区，陆游诗作中多所提及的几个重要聚落，基本也是沿若耶溪即平水江及其支流分布的，无论兰亭、平水，还是项里，都是如此。所以陆游说“兰亭之北是茶市，柯桥以西多橹声”[3]（P2648）。这其中多数都是中间市场，构成了三山别业周围聚落群的重要节点。
乡村聚落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区位的影响，从其发育的过程来看也是如此，人们总是首先聚居于交通便利之所，随着区域开发，人口繁衍，再慢慢扩大并扩散开去。及至南宋时期，山会平原位于交通节点之上的那些聚落，人户聚集，规模较大，“深巷人归有犬随”[3]（P3307-3308）；有一些僻远，或者区位不利的，聚落的发展不免受影响。例如绍兴府城郊广宁桥之侧，“漕河至此颇广”，但正因为河道过宽，反而不利于沟通两岸，使得人们生活不便，聚落规模难以拓展。总之，从聚落分布的情况看，南宋山会平原人口密集，农业经济发展成熟。
（二）乡都
凌驾于这些聚落之上，代表皇权国家管理乡间的，是基层乡都组织。学界关于宋代乡都组织的讨论，已经比较深入。所谓乡都，指从北宋前期以来的乡管等乡役体系，经与在熙宁年间建立起来的保甲等组织相结合，逐步形成的乡村基层管理架构。大致而言，一县之辖境，承前代以来旧制，分为乡。但是乡制的实质，已经从前代的基层管理组织，演变成了一种税率基本概算单位，即在一乡范围之内执行统一税率的地域单位[2]（P121-148）真正承担起乡村基层管理事务的，是从保甲等演化而来的都保组织。
陆游三山别业所在的村落，他虽然常常自谦称为三家村，但也多次在诗作中提到聚落有“村巷”，“东巷南巷新月明，南村北村戏鼓声”[3]（P3891），并明言“村北村南数十家，陂池重复谷谽谺”[3]（P3426-3427）。有时甚至明言“三山百家聚”，不过那是他在夸耀三山聚落人户虽多，“齐民让畔不争桑，和气横流岁自穰”[3]（P4296），所以“百家聚”者不一定是数量上的实指，只表明聚落有一定规模而已。总之，比“独士人数家在焉”那样的小聚要大不少，是肯定的。
这些穿着大布长衫，一般农户可能闻名不识面的亭长——都保正们，之所以能够让陆游另眼相看，其原因无非有二：其一，例如在南宋江西抚州，据记载“况今之为保正副、户长者，皆非其亲身，逐都各有无赖恶少，习知乡闾之事，为之充身代名，执役之亲身虽屡易，而代役之充身者数十年不易也”[2]（P770）。看来当时浙东农村与之相类似，保正长任役人员已经出现固定化、甚至胥吏化的趋势，形成了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其二，这些习知乡闾的无赖恶少们，在其长期充代的役名之上集聚的权力不小，以致每当他们上门，农户们不得不以酒食打点，“催科醉亭长，聚学老书生”[3]（P2583）。这种权力的源头，主要当然是来自于其委派方：官府。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也可以说他们与普通村民在身份地位以及心理立场上已经明显拉开了距离，在相当程度上成了官府权力在乡村的代理人。
所以，在陆游的诗作中，每写到穷凶极恶地向农户催科，谴责官府催科之严酷，除了偶尔提及“亭长”，如前面提到的“催科醉亭长”，在更多的情况下，几乎全都是“县吏”“督租吏”：“门前谁剥啄，县吏征租声。”[3]（P2140）如果农作年成大好，家家能够及时完租纳税，使得“常年县符闹如雨，道上即今无吏行”[3]（P3791），那就真的是人人笑逐颜开了。
按理讲，宋廷对于县吏公人、巡检司兵卒下乡，有严格的限定，所以刘克庄（1187-1269）说：“通天下使都保耆长催科，岂有须用吏卒下乡之理！”[2]（P66）一般情况下，如果底层的大保长们催发不行，真正到农户门前剥啄征租的，应该就是那些“都保耆长”。即便需要将那些逋负税赋未交的农户押解县衙，大多也应该是由保正副们率领着其辖下的壮丁们前来行事，以至“常年征科烦棰楚，县家血湿庭前土”[3]（P2403）。看来，在陆游的笔下，有着明显的将“亭长”与“县吏”等同化的倾向。之所以如此，无疑是因为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已经将“亭长”们归入胥吏者流了。虽然也不能排除为了催科县衙偶尔遣吏下乡的情况，但估计不应该是常态。
（三）邻里
南宋绍兴府附郭有会稽与山阴两个县，其辖境大致以府城中分，东境属会稽，西境属山阴。陆游三山别业所处为山阴县的河网平原地区，向南靠近山区，平居也常见其与山民多有交往。他不仅时常从山市采购茶叶、竹笋等商品，“出山茶笋村墟闹”[3]（P3007-3008），还有木柴燃料：“乡市小把柴谓之溪柴，盖自若耶来也。”[3]（P1601）柴把负重，所以得靠水运，从若耶溪运载而下销售。他家里的奴婢，“纫缝一獠婢，樵汲两蛮奴”[3]（P70-71）。从“獠”“蛮”的用词看，估计也是从山区雇佣来的。陆游闲居，不时出游，有时走得距离略远，例如他在诗中常常提及的平水市，为位于若耶溪边的一个山区村市，“蓐食草庵中，肩舆小市东”[3]（P1224），则已是向南进入会稽山区了。他又有《寒食日九里平水道中》一诗，说走了九里就到了平水道上，估计是从其位于会稽县的石帆别业出游时所作，若从城西山阴县的三山别业计之，两地距离则不下三四十里。
在陆游的笔下，乡村世界是平静温和的。诗作所传递的信息，零碎且曲折，大致梳理，可以略作归纳的有如下几个方面。乡村社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有限，多数农户甚至“生不识官府”[3]（P3211），因此他们的社交圈基本上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构成的。学界以往主要依据明清时期资料的讨论，常常强调基本市场圈对农民社交圈的影响。乡村社会的婚姻关系基本上也在市场圈的范围之内展开º。以理揆之，南宋时期浙东地区的情况应该与之相去不远。不过囿于诗作所传递信息的局限性，我们可以感知的山会地区农民的婚姻圈则更为狭小，有时甚至不出村落的范围：“世通婚姻对门扉，祸福饥饱常相依。”[3]（P3568）又如“樵牧相谙欲争席，比邻渐熟约论婚”[3]（P64）。“一村婚娉皆邻里，妇姑孝慈均母子。”[3]（P3891）有时，陆游甚至还点明了具体某一村落的婚姻圈状况。例如他经常散步闲游所至的西村湖桑埭：“人情简朴古风存，暮过三家水际村。见说终年常闭户，仍闻累世自通婚。”[3]（P2507）在他泛舟游东泾村的诗作中，也提到此村“耕犁无易业，邻曲有通婚”[3]（P1657）。这种情形，或者并非局限于浙东农村而已。他在蜀地所作的乡村诗作中，也曾有类似的描述：“江头女儿双髻丫，常随阿母供桑麻。当户夜织声咿哑，地炉豆䕸煎土茶。长成嫁与东西家，柴门相对不上车。”[3]（P657）当然，这些诗句并不必然排除村姑们外嫁邻村、甚至更远一点聚落的可能性。不过从“一村婚娉皆邻里”“仍闻累世自通婚”这样的描述看来，村落内婚姻的比例当是不小。有的时候，陆游的措辞相对含糊，例如“从来婚聘不出乡，长自东家适西舍”[3]（P3791）。所谓“不出乡”，看来也并非特指一县数乡之乡区，而是泛指乡村，所以才“长自东家适西舍”。因此，陆游排遣自己的心情，强调归耕乡间的一个令人称心宽慰之处，就在于“归家力农桑，慎莫怨贫贱，婚嫁就比邻，死生长相见”[3]（P4570）。这无疑是在对乡村社会婚姻状况作一般性归纳。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乡村是温情脉脉的人情社会，村舍邻里之间在生产与生活等多方面互帮互助，有许多表现。或者在生产劳动中结伴协作，如《村居》：“馈浆怜道喝，裹饭助邻耕。”[3]（P3049）《祠禄满不敢复请作口号》（第二首）：“赖有东皋堪肆力，比邻相唤事冬耕。”[3]（P2435）以及《邻饷》：“结队同秋获，连穑听夜舂。”[3]（P3010）道路桥梁井泉河堤等等公共设施，有待于邻里间的共同维护。如《古井》：“道傍有古井，久废无与汲。邻里共浚之，寒泉稍来集。”[3]（P3779）农户个体经济的维持，有时也需要邻里间的相互帮助，“比邻通有无，井税先期足”[3]（P2517）。同时，陆游也对“骨肉团栾无远别，比邻假贷不相违”的“村老”，表示“可羡”[3]（P4235）。在日常生活中，邻里间的友情在许多细节中表现出来。开禧二年（1206），已是82岁高龄的陆游作《新晴》诗，有“市垆分熟通赊酒，邻舍情深许借驴”之句[3]（P3685）。第二年，他又作《题门壁》一诗，更感慨自己在三山别业“四十年来住此村，胜衣拜起有曾孙。市垆分熟容赊酒，邻舍情亲每馈餐”[3]（P3944），表达了对于邻舍亲情的眷恋与感激。所以，他也十分在意维护邻里之间的这种亲情关系：“东邻稻上场，劳之以一壶。西邻女受聘，贺之以一襦。诚知物寡薄，且用交里闾。”[3]（P1695）当然，作为一个“酒仙”，陆游在诗作中描绘最多的是他与村邻聚饮的欢悦之情。如《与村邻聚饮》（第二首）：“交好贫尤笃，乡情老更亲。鯗香红糁熟，炙美绿椒新。俗似山川古，人如酒醴醇。一杯相属罢，吾亦爱吾邻。”[3]（P3447）陆游还在一首诗中特别描述了自己寓所周围的三位邻居，北邻“韩翁生不识官府”，估计是一家农户；西邻因庵主又称“因师”，而且“老乃学长斋”，或者是一位宗教人士；南邻章老秀才，大概是一位潦倒于科场的士人。陆游称赞他们“未尝一语欺其邻”，可见邻里之间关系相当融洽[3]（P3841）。
在与邻里这种亲情互动之中，有一个因素尤其值得注意，那就是乡村社会传统节俗的促进作用。庆元五年（1199）农历十二月二十三小年夜，陆游一家祭灶之礼完毕后，按习俗请邻舍聚饮，第二天酒醒，他有诗吟之：“卜日家祭灶，牲肥酒香清。分胙虽薄少，要是邻里情。众起寿主人，一觥潋灩倾。气衰易成醉，睡觉窗已明。”[3]（P2603）聚饮之余还请邻舍们分享了祭肉。这样的祭灶分胙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岁时风俗相传久，宾主欢娱一笑新”[3]（P2606），所以应该是每年行礼如仪的。两年后的嘉泰元年（1201），陆游复吟《辛酉除夕》诗，也写到了分胙之俗：“登梯挂锺馗，祭灶分其余；僮奴叹我健，却立不敢扶。”[3]（P2976）这当然并非是陆游一家的行为，而是一种普遍性的礼俗。所以也在同一年，陆游在其《冬至》诗中，更有“邻家祭彻初分胙，贺客泥深不到门”之句[3]（P3459）。
实际上，这样促进乡邻间亲情关系的因素，差不多融入了当时农村其它所有的节俗之中。陆游诗作中就多有咏吟。如春社，“社肉如林社酒浓，乡邻罗拜祝年丰”[3]（P1883），乡邻们共饮社酒，互祝年成丰收。如祈蚕，“户户祈蚕喧鼓笛，村村乘雨筑陂塘”[3]（P2138）。“偶携儿女祈蚕去，又逐乡邻赛麦回。”[3]（P2655-2656）如祈雨雪“，老巫祈社雨，小妇饷春耕”[3]（P4315）“。丛祠祈腊雪，小市试春灯。”[3]（P244）似此等等，不一而足，所以陆游才有“祭多巫得职，税足吏无权”之叹[3]（P3801）。如果农事年成较好，村落邻里间还会集资凑钱，乘节日请伶人前来作场唱戏。“单衣初著下湖天，飞盖相随出郭船。得雨人人喜秧信，祈蚕户户敛神钱。”[3]（P2136）“敛神钱”，每家每户凑钱集资，自然也并非限于祈蚕一俗而已。于是就有了“比邻毕出观夜场，老稚相呼作春社”的热闹场景[3]（P2465）。绍熙四年（1193）那一年，可能年景较好，据陆游的描述，山阴农村“太平处处是优场，社日儿童喜欲狂。且看参军唤苍鹘，京都新禁舞斋郎”[3]（P1883）。甚至那些在行都被禁止上演的曲目，在乡间百无禁忌，照唱不误。乡间伶人作场唱戏，不少都在夜间举行。所以说“野寺无晨粥，村伶有夜场”[3]（P3303）。不过这种乡间艺人，估计多数仍然是某些农民的业余兼职。
当然，邻里之间，家长里短，有时也不免有唇齿之争，陆游以长者的身份，常常出面当和事佬，也常有诗作劝喻邻里，“乡邻皆世旧，何至誓弗过”[3]（P3911）。开禧元年（1205）秋，他为此还专门写有《谕邻人》组诗三首，“邻曲有米当共舂，何至一旦不相容”，“忿争得直义愈非，不如一醉怀牒归”[3]（P3567-3568），殷切之意，溢于言表。
总之，以上的信息仍嫌零散，近乎白描，据此抽象归纳可以进一步展开分析的要点，并不容易。今后可能还得在南宋浙东地区经济地理、文化传统以及一些国家制度特征等方面多作努力，才有可能拼凑出更为完整的“乡村”形象来。
二、生计
所谓“生计”，试图以陆游这位出身官宦的乡居寓公之例，用以反映当时浙东农村经济生活的一些侧面，大致涉及屋舍、田产、麦作、饮食等方面，具体可能展开的也只是其中极少的一些内容。
（一）屋舍
陆氏为绍兴大族，高祖陆轸北宋大中祥符（1008-1016）年间“以进士起家”[2]（P2329），祖父陆佃（1042-1102）官至执政。据陆游说，“太傅出入朝廷四十余年，终身未尝为越产”，这当然是立足于执政官的层级而言，相比于一般仕宦之家，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他又说：“余承先人遗业，家本不至甚乏，亦可为中人之产。”[2](P150）陆游这份“中人之产”的具体内容，主要无非是屋舍与田产两项，但文献中留下来的信息相当有限。邹志方已对其屋舍有了比较全面的讨论，下文再作一些补充。
根据邹志方的归纳，陆游的三山别业南端有草舍，称南堂，南堂之后有居室。据陆游于庆元六年（1201）所撰之《居室记》：
陆子治室于所居堂之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东西十有七尺，东西北皆为窗，窗皆设帘障，视晦明寒燠为舒卷启闭之节。南为大门，西南为小门，冬则析堂与室为二，而通其小门以为奥室。夏则合为一室而辟大门，以受凉风，岁莫必易腐瓦，补罅隙，以避霜露之气。[4]（P2159）
可见这是一座瓦房，并非草舍。按一宋尺大约合31厘米，则陆游所治之室大至为长8.68米、宽5.3之间，的确算不上宽敞。不过看来这个居室是陆游自己住的，只是三山别业中的一间建筑而已。其家眷数十人，自当另有屋舍，也就是三山别业的正室。正室有楼，规模肯定要比《居室记》所描述的陆游自己的居室大得多。陆游妻妾共为他生了七子一女，儿子们成家后，还有数量更多的孙辈。每个小家庭应该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居室，以及相配套的书室等建筑。庆元五年（1199），次子子龙在居室西侧建烟雨轩，陆游为之题诗：
规模正似钓鱼庵，把酒才容客二三。若比东偏参倚室，此中犹自觉躭躭。
诗末自注：“参倚：盖子聿书室名也。”[3]（P2571-2572）可见子龙的这个烟雨轩，与陆游小儿子子聿的参倚轩一样，都是他们读书的书室。此外还有中庭、小轩、庵室、龟堂、道室、山房等等配套屋舍，以及将这些建筑组合起来的栏、廊等等。所以，三山别业当然不止“败屋八九间”，或者“结庐十余间”而已，而是具有相当规模的一个建筑群，似乎不能说是“并不宽裕，亦不讲究”[2]（P87）。
屋宇之外，陆游诗句中更多提及的是别业的园林。园林的面积，陆游既称“病卧湖边五亩园，雪风一夜坼芦藩”[3](P3471)，又称“舍外地十亩，不艺凡草木”[3]（P2881）。这些当然也只是出于意象之约数。邹志方归纳陆游的园林，指出其有东、南、西、北四个园圃。其中东、南是花圃，西为药圃，北为蔬圃。四个园圃之外，北侧山坡还有茶园。这样看来，东南西北四个园圃并不一定相互独立，很可能是连成一个整体的田园，陆游只是在不同地块种植不同的植物，因此才有花圃、药圃、蔬圃等不同名目，三山别业的建筑群则坐落在这片园林之中。
总之，不管陆游常抱怨自己的花圃“财”多少，三山别业有数亩园地专为植艺怡情之所，既反映了主人的雅趣，更透露了其相当的财力。东、南花圃之外，西、北侧的蔬圃与药圃，则更具有实用意义。其中“舍北作蔬圃”[3]（P2511），其面积陆游诗句中似乎讲得比较清楚。三山别业初建之时，只有三亩地：“山翁老学圃，自笑一何愚。硗瘠财三亩，勤劬赖两奴。”[3]（P1079）到庆元五年（1199），扩展了两亩：“二亩新蔬圃，三间旧草堂。”[3]（P2523）所以就成了“五亩畦蔬地，秋来日荷锄”[3]（P3806）。常常也“时分菜把饷比邻”[3]（P2243），新蔬当令，分赠邻里。倘若自食有余，偶尔更有出售的情况“：折花持博酒，种菜卖供家。”[3]（P2891）园西药圃的面积有多大，陆游诗中未见提及。“幸兹身少闲，治地开药圃。”[3]（P1775）药圃的收获，除自用外，看来主要就是出售以补家用了，详细见下文讨论。陆游晚年虽然常常自嘲为老农，自诩躬耕，事实上不太可能亲自参加大田劳作，平时不过“倚杖看农耕”而已[3]（P3303）。当然在园林中帮着仆人搭把手，干点活，浇水采苗等等，以作为日常读书之余的生活调剂，则偶尔有之。
总之，陆游三山别业的园林，既为怡情之所，更是其家庭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综合起来看，陆游的三山别业是一所占地颇广，有着数十间屋宇，外围还有十多亩园林地的乡间庄园。
（二）田产
屋宇园林之外，重要的就是他的田产了。
陆游究竟占有多少田产，在其存世的文字中并未透露准确的信息。嘉泰元年（1201）冬，陆游曾有诗句提到：“陆子壮已穷，百计不救口。蜀道如上天，十年厌奔走。还乡困犹昨，负郭无百亩，虽云饥欲死，亦未丧所守。”[3]（P2935）这大概是因为从这一年起他不再请领半俸，感到生计困顿，因此才有“饥欲死”之叹。所谓“百亩”，不过是时人表示田产丰裕的一般性概念。陆游即有“安得生世当成周，一家百亩长无愁”之语[3]（P1621）。所以“无百亩”，无非是在表示其家产不广之意。而且这里应该是专指负郭膏腴之田。事实上，如果按陆游一家数十口开支所需来观察，百亩之田不过收租米百余石，生活水平就可能还不及一般贫苦佃农了，实际上当然不至于此，陆游拥有田产应该远超过百亩。至于陆游那些田产所处位置，他在诗句中偶尔透露出了一点信息。嘉定二年《病中杂咏十首》（第五首）曾经提到：“身是人间一老樵，城南烟水寄迢迢。寻人偶到金家畯，取米时经杜浦桥。”[3]（P4536）这里的杜浦桥今存，位于三山别业之西二里。所谓“取米”，当指到佃农那儿收取租米。陆游早年的家产主要来自“先人遗业”，他自称“少不治生事”[4]（P2159），中年以后，以俸禄等收入有余，不免买田问舍。三山别业之外，后来又营建石帆别业，一个重要原因，估计就是在石帆村一带新置了田产。所以后来又添置耕牛，“老子倾囊得万钱，石帆山下买乌犍”[3]（P2356）。在他的诗句中，常常提到在石帆别业一带采药，“昨暮钓鱼天镜北，今朝采药石帆东”[3]（P4237），是否另有山田则未可知。不过拥有一定的水荡田产，可以肯定，所以有“石帆山脚下，菱三亩”之句[4]（P2463）。
陆游经营田产的主要方式，当然与同时代其他人一样，是出租收取租米。庆元五年（1199），山阴地区发生虫灾，秋收之季，他的四子子坦、七子子遹前去向佃农敛租，“鸡初鸣而行，甲夜始归”，陆游作诗表示慰劳：
仲秋谷方登，螟生忽告饥。艰难冀一饱，俯仰事已非。贷粮助耕耘，客主更相依。一旦忽如此，欲语涕屡挥。共歛螟之余，存者牛毛稀。吾儿废书出，辛苦幸庶几。夜半闻具舟，怜汝露湿衣；既夕不能食，念汝戴星归。手持一杯酒，老意不可违。秫瘦酒味薄，食少鸡不肥。颇闻吴中熟，多稼彻王畿；亦欲就饱处，无羽能奋飞？官富哀我民，榜笞方甚威；渠亦岂得已，抚事增歔欷！[3]（P2564）
子坦、子聿们作为官宦之后，自以读书应举为天命，不可能参加田间劳作，所以陆游对他们不得不“废书出”，辛苦地前去收取租谷，大表歉意。更何况二子夜半具舟出发，戴星而归，“既夕不能食”，可见这份田产距离三山别业不近，的确辛苦。这也反映了两宋时期田权集中而田产分布零散化的趋势，不少田主甚至“别业乎旁州”[2]（P218）。
陆游的田产在出租之余，看来仍有相当一部分留由自耕，也就是雇人佣耕，需要备置耕牛农具。因此在他的诗作中有不少写到了租牛与买牛的事务。早在绍熙五年（1194）秋，陆游就有《雨夕排闷》一诗，写到自己“买牛耕剡曲”，被人笑为“迂疏”[3]（P2042）。购置耕牛是一项大开支，陆游晚年生计相对困难，一时无法重新购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家庭经济的状况。也因此，陆游有时还会直接到田头督责雇农的劳动。淳熙八年（1181）九月，陆游到田间“督下麦”，即种麦，作诗以叹自己的辛劳：
力作不知劳，归路忽已夜。犬吠闯篱隙，灯光出门罅。岂惟露沾衣，乃有泥没胯。谁怜甫里翁，白首学耕稼。未言得一饱，此段已可画。[3]（P1072）
将田间督工说成是“白首学耕稼”，无疑反映了陆游作为士大夫阶层成员的立场与情感。至于陆游这些雇农自耕的田产有多少以及为什么留以自耕，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这里还需要提到一个话题，正因为田产对于时人的重要意义，陆游在求田问舍之余，更关心到了涉及山会地区农业的一个重大问题——镜湖的围垦与湖田的兴废。对于废湖为田，他是比较坚决地反对的。早在淳熙十三年（1186），他就曾有诗句，谴责废湖为田之举：“湖三百里汉讫唐，千载未尝废陂防，屹如长城限胡羌，啬夫有秩走且僵，旱有灌注水何伤，越民岁岁常丰穰。泆湖谁始谋不臧？使我妇子餍糟糠。”[3]（P1380）多年以后，他在《题道傍壁》一诗中，仍对“湖废财存十二三”一事耿耿于怀[3]（P3988）。不过以陆游的身份地位，他对此看来也无能为力。
（三）麦作
山会地区北侧为河网平原，靠南则为会稽山区，平原与丘陵相兼，农业生产有一些特点，这也在陆游的乡居生活中有充分的体现。
首先，至少在陆游生活的时代，麦作对于浙东山会地区农村经济已经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农户无不“且祈麦熟得饱飰”[3]（P18-19），“辛勤蓺宿麦，所望明年熟”[3]（P2735），所以冬天常常祈求天降瑞雪。春天麦作丰收，甚至会造成米价的下降[3]（P2162），反之，“去秋宿麦不入土，今年米贵如黄金”[3]（P2117），农家的日子就难过了。所以麦子种植已经相当普遍。尽管诗人的描述有时不免失于夸张，但是我们细心体会诗句所传递的信息，无疑可以想见一种田野间麦苗连天的景象。如庆元元年（1195），陆游颂吟三山别业聚落一带的晚春景色：“海棠已成雪，桃李不足言。纤纤麦被野。郁郁桑连村。稚蚕细如蚁，杜宇号朝昏……”[3]（P2129-2130）。总之，从这些信息分析起来，对于当时浙东山会地区的农村经济来说，麦作不是可有可无的配角，而是已经跻身于主要的农作物了。所以农户经常将春麦与蚕桑经济对等起来，合称“蚕麦”，甚至将它与某种自然现象——杜鹃鸟的鸣叫时间联系在一起，将后者视为一种物候。“乡中以杜宇早鸣为蚕麦不登之候。”这当然只是一种超自然的信仰，并不一定“灵验”。当然，由于山会地区的地理特征，麦作的这种重要地位是否在整个江南地区具有普遍性，仍需要进一步观察。
其次，在这些盛赞麦作遍野的略带夸张的描述之中，诗人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信息：麦子大多数是种植在高亢山地的。前引“山垄离离大麦黄”就是一例。最具概括性的是他撰于庆元元年（1195）春天的《农家叹》一诗：“有山皆种麦，有水皆种秔。”[3]（P2140）按秔同粳，指晚稻，是当时江南水田主要的粮食作物，陆游将麦作与其相对等，也从某种角度印证了当地麦作普及的程度。不过，细心体会诗人的咏吟之作，似乎也透露出某些信息，平原地区并非全无麦作。陆游三山别业所在的地势，无论是韩家山、行宫山，还是石堰山，都是突兀地拔地而起、周边不过数百米、高不超过二三十米的小山丘，其四周都是平地，与带有大片坡地的丘陵山地截然有别。所以其别业虽说是在“三山”之间，总体讲属于南傍镜湖的平原水乡。所以陆游说自己的三山别业“南并镜湖，北则陂泽”[3]（P1678），“出门十步即烟波”[3]（P2819）。又称“舍外弥望皆青秧白水”[3]（P3025）。由此可知，前引“纤纤麦被野。郁郁桑连村“”小麦绕村苗郁郁，柔桑满陌椹累累”等句，都是诗人从他在三山别业居舍的视角所作的观察，围绕村落的那些麦作，应该是种植于平原低地的。至于他从别业出游，沿“湖上路”西行不远，来到同样位于镜湖北岸的湖桑埭村“，麦苖极目无闲土，塘水平堤失旧痕”，更是明确无疑的水田景观了。估计“绕村”种植于低田的当以小麦为主，大麦更多种植于山垄之间“，山垄离离大麦黄”。至于荞麦，种植也相当普遍“，下麦种荞无旷土，压桑接果有新园”[3]（P3638），而且似乎不同地貌均有种植。
这些史实提示我们，学界讨论南宋时期麦作的发展，一向重视西北流寓人口喜面食对麦作的促进作用，所谓“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以及当时租佃制度中种麦之利独归客户等因素，以致“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2]（P36），包括官府与士人在某些地区推广麦作的行为，这些对“非常态”社会现象的记述，有时不免比日常潜移默化式的社会演进——因此也常常失载于历史文献——更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从而使我们将麦作发展更多地归诸某种特定的外因，却忽略了尤其在江南地区，随着人口密度不断增大，农业生产必须不断提高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以应对之，推广麦作以提高复种指数，无论在传统、技术还是效率等各方面，都是最为符合现实需求的一种选择，这应该是麦作推广的核心内因。
（四）饮食
随着麦作的推广，至少从陆游的“乡村世界”我们可以看到，面食在浙东地区已经相当普遍，为社会各阶层人们所接受，并非局限于“西北流寓之人”。这自然是人们主动调整饮食结构以适应麦作的推广。至少，南方地区人们饮食习惯对于麦作推广的不利影响，不如论者所估计的那么明显。
一般讲，山会地区人们制作面食有几种相对固定的做法。小麦主要用以做面，“八月黍可炊，五月麦可磨”[3]（P1714）。其时已经到了江南梅雨季节，所以才有陆游的《入梅》诗：“今年入梅日，云脚垂到地。芬香小麦面，展转北窗睡。”[3]（P3749-3750）而且随着天气转热，新面凉拌，也很愜意：“试笔书盈纸，烹茶睡解围。新蔬供冷面，熟练制单衣。”[3]（P3946）当然，除了做面以外，小麦也可以煎饼，“连村麦熟饼饵香，我母九泉那得尝”[3]（P4570）。或者做糕，“旋压麦糕邀父老，时分菜把饷比邻”[3]（P2243）。相对而言，大麦纤维素含量高，比小麦粗糙，人们大多直接以大麦粒煮饭，所以大麦又俗称饭麦。大麦收获在四月初，陆游《初夏》一诗有曰：“翦韭腌荠粟作浆，新炊麦饭满村香。先生醉后骑黄犊，北陌东阡看戏场。”[3]（P2146）但大麦口感差，多为下层民众所食用，陆游写他的农家邻居，就是“相对篱数掩，各有茆三间。芹羹与麦饭，日不废往还”[3]（P2389）。不过他也常常以吃大麦饭来表示自己的安贫乐道，“安贫炊麦饭，省事嚼茶芽”[3]（P2257）。这当然更说明对于作为乡间寓公的陆游一家而言，大麦饭也是其主食之一，印证了大麦食品在山会地区的普遍性。相对而言，荞麦的面食制作形式似乎更多样化一点，既有荞麦面，更有荞麦糕、荞麦饼等等。“荞熟山僧分餺飥，船来溪友饷薪樗。”[3]（P2203）馎饦，就是以荞麦煮菜蔬的汤饼，又称齑面。又荞饼：“荞饼新油香，黍酒瓮面浓。”[3]（P2189）类似的描写不少。当时山会农村的这些麦食，不仅仅是农家的日常饮食，更列入了村市小餐馆的菜单，“夕阳下平野，落叶满荒街。村店卖荞面，人家烧豆秸”[3]（P1929）。尤其是，面食还深深地融入节庆习俗之中。据陆游的记载，山会地区民众有在新年佳节吃“年馎饦”也就是面片汤之俗：“乡俗以夜分毕祭享，长幼共饭其余，又岁日必用汤饼，谓之冬馄饨、年馎饦。”[3]（P2468）形成这种节庆习俗的前提，当然是因为面食在当地民众的饮食结构中已经具有一定的历史传统，并且在各不同社会阶层人们食单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总之，我们在这些诗作的描写中非但未看到江南人们传统饮食习惯对面食的排斥，而是相反。米面之外，豆芋之类也常常被作为主食的补充。豆的吃法比较多，既可以直接煮熟了充饭，也可以制成豆团来吃，陆游家里也一样，“年迈狐装帽，时新豆捣团”[3]（P3639）。不过更多时候是与大米混在一起煮饭熬粥。“藜羹阙盐酪，豆饭杂沙墋。偶然饿不死，得酒犹痛饮”[3]（P2700-2701）。芋头常见的似乎是煮羹充食，“羹芋一杯吾自饱，诸儿强为置盘餮”[3]（P2808）。
《食新有感贫居久蔬食至是方稍得肉》[3]（P2387-2388）。那可能是因为到庆元四年年底，他自绍熙元年起已经三次请领的提举建宁府武夷山冲祐观祠禄被停止，一时家庭经济状况比较拮据之故。庆元六年（1200），他还在诗作中数起了自己吃不上肉的天数，“忍穷端已惯，蔬食又经旬”[3]（P2672）。此后，类此的诗作时常可见。
看起来，能否保证食有肉，“煌煌肉食有高冠，附者如驰顺坂丸”[2]（P62），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阶层的一个身份标志，也是现实生活中他们在饮食上的一种心理依赖了。在此之外，陆游诗作中咏吟最多的自然还是美酒，容待下文讨论。
（五）家计
作为寓居乡村的官宦之家，陆游家庭的经济状况究竟如何？前文已经有所涉及，这里再补充一些内容。
大体上看，一方面，陆游承认自己“家本不至甚乏，亦可为中人之产”，另一方面，他又几乎无时不在哭穷，“陆子壮已穷”，到晚年更称自己“忍穷端已惯”。原因第一自然是家口众多。陆游常称家有“百口”，“得饱岂复择，百口同饭糗”[3]（P2862），这当然只是夸大的约数。七个儿子，每个小家庭以五口计，加上陆游夫妇、奴婢等等，在40口左右，规模自是不小。第二，官宦寓公之家必须维持一定的消费水平，后裔更不甘“委其为乡人”[5]（P419），坚持诗书传家，业儒发家，以至陆游对儿子不得不“废书出”去收租，大表同情。陆游写给儿子们的家训，提到自己的后事，虽然表示“厚葬于存殁无益”，仍对当时社会上层流行所用的日本棺柩割舍不下，说“四明、临安倭船到时，用三十千可得一佳棺，念欲办此一事，窘于衣衾，亦未能及，终当具之”[6]（P151）。以30贯钱购置棺柩，自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陆游一家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田产，既有出租以收粮米者，也有一部分留以雇农自耕，总体面积不清，规模不会太小。尤其是他后来置办的石帆别业，看来也是因为在那儿新置了田产之故。另一就是俸禄了。他自绍兴二十六年（1156）32岁释褐入仕，任瑞安县主簿起，直至淳熙十六年（1189）65岁时被何澹所劾罢官返回故里，这一期间大体仕多闲少，当然前期官阶不高，俸禄也有限。65岁之后直至嘉定三年（1210）86岁时去世，闲多仕少，其间长期请领祠禄与半俸。自淳熙十六年被何澹所劾罢官返里以后，次年（绍熙元年，1190）除中奉大夫，提举建宁府武夷山冲祐观，开始请领祠俸，后又四次上奏请再任。这份祠俸的数额，据他绍熙三年《拜敕口号》一诗提到的，“身居镜湖曲，衔带武夷仙。日绝丝毫事，年请百万钱”。又其自注说：“祠俸钱、粟、絮、帛，岁计千缗有畸。”[3]（P1833）则每月可近百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因此绍熙五年他再次请祠，一时朝旨未下，甚至说“食且不继”[3]（P2063）。嘉泰二年（1202）78岁时，他被召赴行都，除秘书监，主修国史。次年正月除宝谟阁待制，五月致仕归里，开始请领宝谟阁待制的半俸。据开禧二年（1205）他的《力耕》一诗所言，“力耕岁有一囷米，残俸月无三万钱”[3]（P3864），则这份半俸比此前的祠禄还要丰厚。
“残俸月无三万钱”大致上是怎样的一个收入水平呢？当时官府差雇民匠支付工钱，如开禧年间（1017-1021），湖州差匠造甲，“日支钱米”[2]（P254），其中钱“日二百文至一百五六十文”[7]（P254），造甲匠有手艺，工钱略高，但支米多少不明，无法核算总额。又秦九韶《数书九章》所载：“问淮郡筑一城，……每工日支新会一百文，米二升五合。”[2]（P539）这里所列的应用算题，其各项数据应该反映最一般的情况。看起来，筑城民工收入就低了一些，因为其中所支为新会，与其它的记载比较起来看，秦九韶显然是将它直接等于铜币了。据此，南宋中期民工的差雇工酬大致当在米二升、钱一百余文上下。这里的米，若按时价大致每石三贯文计之[2]（P177-229）,二升约等于60文，则南宋政府差雇民工每天所支工钱，不过160文上下，总之不超过200文，每月约在五六贯之间。“月无三万钱”若大体估算为每月250贯足，已经是差雇民工月收入的40余倍了。如果根据程民生的讨论，乡村下层民众每天收入不过100文º，则两者差距更大。除了陆游自己的俸禄收入外，他的几个儿子也先后入仕，到嘉泰四年（1204），夫人王氏所生四子已皆入仕。虽然他们的官阶都不高，但俸禄合计起来，理应不少。嘉定元年（1208）他“忍贫辞半俸”后[3]（P3030）估计是儿子们的俸禄弥补了损失。不过，陆游的家计不算宽裕，倒是事实。这一点从他经营圃园的情况即可观知，既为怡情，更补家用。
前文提到，陆游的圃园中，西为药圃，北为蔬圃。蔬圃所种菜蔬主要供家人食用，但食用不尽的偶尔也有出售的情况，“折花持博酒，种菜卖供家”。药圃面积不清，其所植自用的应该只是小部分，大部分或者施舍，或者出售。如果说多余的菜蔬应该是由奴婢家人等拿到村市出售，卖药的活则主要必须由陆游本人来承担了。
传统时期的农村，缺医少药，士人常常兼具为邻里提供医药知识的角色。陆游尤擅医术，他也以此为豪。药圃所产，常常四出施舍。“驴肩每带药囊行，村巷欢欣夹道迎。共说向来曾活我，生儿多以陆为名”[3]（P3674）。村民感激陆游施药，医好了他们的病痛，以至生下来的孩子不少取名为“陆”。陆游有时外出施药，还向村民传授药物知识。“村翁不解读《本草》，争就先生辨药苗。”[3]（P3674）有一些村民还直接到陆游的药圃请药，“柴门勿谓常岑寂，时有乡邻请药人”[3]（P2330）。上门请药，是卖是赠不明，不过从其它诗文的描写中可见，药圃所产者多数还是用来出售的。庆元六年春，陆游作《题斋壁》诗，就说自己“出郭无十里，结庐才数间……卖药云边市，寻僧雨外山”[3]（P2665）。嘉定元年（1208），陆游已经是八十四岁的高龄，仍然“小市朝行药，明灯夜读书”，所以他为此诗拟题《坚顽》，表示自己虽老且穷，不坠初志：“有饭已多矣，无衣亦晏如。坚顽君勿怪，岂失遂吾初。”[3]（P4256）陆游卖药的地域颇广，“卖药村村市，炊粳处处家”[3]（P4517）。甚至还去邻县，“钓鱼每过桐江宿，卖药新从剡县回”[3]（P4079）。有时陆游也要发发牢骚，觉得卖药赚不了多少钱，“闭门旋了和诗债，卖药不偿沽酒资”[3]（P4193）。陆游的儿子有时也会代替他外出卖药。开禧三年（1207），陆游送大儿子虡外出任职，还专门写了一首诗给小儿子遹，“稚子与翁俱襏襫，大儿出塞习兜鍪。它时别作谋生计，卖药惟当学伯体”[3]（P3890），就是在对子遹讲，以后如果不能像长兄那样谋得一官半职，不妨别谋生计，可以学他去卖药。
总的看来，陆游的“中人之产”比起富豪或者逊色，与一般乡民比较起来，自然是优裕得太多了，不可同日而语。可贵的是，陆游自己对此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庆元元年（1195）初春多雨，“入春十日九日阴，积雪未解雨复霪……秋宿麦不入土，今年米贵如黄金。老妪哭子那可听，僵死不覆黔娄衾”，这时绍兴府官员给请领祠俸的陆游送来春酒，使得他心中颇有愧意：“州家遣骑馈春酒，欲饮复止吾何心。”[3]（P2117）数年后，他更有诗句写道：“民穷丰岁或无食，此事昔闻今见之。吾侪饭饱更念肉，不待人嘲应自知。”[3]（P2445）这无疑表现了他对下层民众的同情心。
三、市场
农业经济与市场的关系，是我们观察中国传统乡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角。两宋时期商品交换规模扩大，学界因此将其引为核心的讨论议题。无论是存世的历史信息，还是今人的观察，都提示着我们农村的商品流通必然存在着巨大的区域差异，南宋山会乡村无疑属于市场发达地区。可惜由于文献不足，许多现象处于掩映之间。下文借助陆游的观察，揭示其中一二。
（一）乡市
“乡市”，指农村地区市场º。这类市场基本上都是在一般乡村聚落中附有市集场所或开设数量不等的店铺来构成，并非单纯的商业性聚落。关于明清及至近代江南地区农村市场的分布、层级、商品、人们的市场行为等等内容，学界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讨论。南宋时期江南农村聚落的密集程度与经济的发展水平自然与之存在不少差距，不过基本格局已定，这就使得我们有理由借用某些关于传统晚期的认识，来佐证对于南宋江南农村市场的分析。
浙西金坛人刘宰（1167-1240）对于他所熟悉的江南农村有这样的描述：“今夫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也可以让人们感知到市场是比较密集的。关于三山别业聚落，未见陆游在诗作中提到其存在村市，不过在它邻近约三里远的东村则有之。他的《晚寒自东村步归》诗就有“村店卖乔面，人家烧豆”之句。陆游好酒，经常酣醉于村店酒坊，“村市夜骑黄犊还，却登小阁倚阑干”，看来大多是归自这个东村。有时从“近市”添置食物“，荒园摘葵芥，近市买鸡豚”，大多也应该是去这个村市的。与此同时，从三山聚落向西约一里、陆游在诗中经常提到的名为湖桑埭的西村，虽然有时他也把它称作“小市”，但看来西村市集的规模比东村为大。“买鱼论木盎，挑荠满荆篮”[3]（P3500），除了一般农产品之外，购买像耕牛、蓑衣这样的重要生产物资，就得去西村而不是东村了©。再往西的杜浦桥，也有市集。“寻人偶到金家畯，取米时经杜浦桥。小市孤村鸡喔喔，断山幽谷雨萧萧。”陆游对这个乡市的咏吟描述相对为少，也可能是杜浦桥村市规模比东村还要小的缘故。杜浦桥再往西，就是三山别业。事实上，陆游游历所至，在诗作中经常提到的那些聚落，差不多都有市集。无论是“陈让堰小市”[3]（P4361），还是梅市、柯桥、兰亭、平水等等那些规模明显较大的聚落，都是如此。总之，虽然相比于后期肯定存在差距，南宋山会地区农村地区市场的分布比较密集，是可以肯定的。
主要根据传统晚期的资料，学界以往的研究习惯于将农村市场分成不同的层级。倾向性的看法，是将从农村最基层的村市到府县城邑市场分成三级，府县城邑为中心市场，农村中能够直接与县邑市场相联系的、一定地区内的商业中心为中间市场。到了明清时期，中间市场大多称为镇。中间市场之下，包括定期集市，以及虽已每日成市，但市场腹地较小，仅供农户交换一般生产生活资料之需的乡村小市场，也就是一般被称之为“村市”者，为基层市场。明清时期，基层市场大多称为市[2]（P32-45）。由于存世资料不足，我们无法详细描绘南宋山会地区农村市场的具体情况。但从各方面信息观察，从基层市场，中间市场，到中心市场这样的层级区分，可能同样是合适的。像东村、西村、“小市孤村鸡喔喔”的杜浦桥之类，无疑属于基层市场，位于交通节点上的梅市、柯桥、平水等市，应该属中间市场。再上一层级，就是作为中心市场的绍兴府城了。山会平原地貌北部为水乡平原，南部属于会稽山区的丘陵地带。平原聚落沿河网分布，中间市场无不坐落于水路交通的节点之上。丘陵地带的商品流通必须利用从山地流向平原的几条主要溪流水道，中间市场大多也沿此分布。尤其在平原—丘陵交界地带，有几个重要的市场，它们既是山货的集散地，也是外部商品的转销点。南宋山会农村基本形成了由不同层级市场构成的网络体系，它们担负着农民日常米盐交换以及将大宗农产品转输外部世界的功能。
（二）市船
如何具体说明南宋山会地区农村市场的发育水平，颇费思量，下文试图从陆游关于“市船”——村民前去市集使用的交通工具的描述中，略作分析。
费孝通在他那经典的《江村经济》一书中，描写20世纪30年代太湖东南岸以开弦弓村为代表的经济生活，指出：
村庄店铺不能满足农民全部日常的需求。例如村里没有地方卖盐和糖这样的重要物品。这些东西必须由航船去买。航船提供免费的日常服务，从城里购买日常必需品，同时充当村民的销售代理人，从中赚得一些收入。他们在乡村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制度在太湖周围地区非常普遍，它促使附近城镇有了特殊的发展。[8]（P176）
也就是说，航船的存在使得村民得以在从基层市场（村市）获得最基本商业服务的同时，方便地与中间市场联系了起来。根据费孝通的描述，在开弦弓村，共有四条这样的航船，分别驶向固定的市镇。每天早晨，航船沿着河划出村时，农民们便向航船主订货，“请在这个瓶里打20个铜板的油，在那个坛里打30个铜板酒”。那些要到城里去的人，船经过他们的家门口时便搭上船。航船每天早上约七点出发，十点左右到达市镇，每条船与城里的一些店铺有联系，航船主就向这些店铺购买农民订购的商品。下午二时，航船开始返回，约四五点钟到达村里。航船经过时，村民都在门口等待，接受他们托买的东西。航船主为顾客服务并不从中赚钱，城里的店铺定时送他一些礼物或招待他，数量有限。他们的生计主要依靠同时替村民代为销售农产品来维持。航船主比一般村民有更多的销售经验与经营联系，这也是村民大多需要他们的帮助来销售农产品的重要原因。费孝通特别指出：“这是一个存在已久的制度。”[8]（P177）
20世纪30年代太湖东南岸农村与市场的联系，当然要比南宋时期山会地区密切许多，不过结构相同，格局未变，这就使得我们可以拿后世所展示的经济结构为线索，来解读前代的历史信息。在陆游的笔下，有不少描写“市船”的诗作，看来它们是山会农村人们对于某种交通工具的专门称呼，摘引几首如下：
（1）《诗稿》卷三四《幽居初夏》（第三首）：长歌嫋嫋插秧天，小繖翻翻入市船。[3]（P2251）
（2）《诗稿》卷六八《秋夕书事》：秋夕初多露，渔家半掩扉。鹊飞山月出，犬吠市船归。[3]（P3814）
（3）《诗稿》卷七二《秋近颇有凉意》：平旦面数箸，晡时饭一杯。枝梧长日过，怅望早秋来。团扇寻诗写，缁巾借样裁。惟应水边坐，待得市船回。[3]（P3978）
细品这些诗句所传递的历史信息，可以发现，这些“市船”的行踪，无非“出”与“归”而已。“出”与“归”至何处是明确的，即从陆游作为观察者所在的村墟而出，前去乡市，又从乡市归于村墟。表达最为清晰的，是前引第3首《秋近颇有凉意》，夏末时节，诗人餐饮之余，百般无聊，拿起这个，又放下那个，于是枯坐于宅旁河边“，待得市船归”。他是想从船夫那儿聆听一些市面新闻以排遣烦闷心情？总之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市船”两头所连接的，正是乡村的聚落与乡市。这就与费孝通笔下所述的航船颇为相似了。尽管我们无法了解，南宋山会地区农村是否已经形成了如费孝通所述、以航船主作为代理人的购销关系，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以“市船”为媒介，已经形成了某种连接乡间所有聚落的市场体系。而且，这种“市船”所建立起来的村与市之间的联系，看起来是相当活跃的。
至于乡市本身的发展水平，文献中存留的信息更少。或许我们也可以从后世的历史中得到一些启发。笔者多年前讨论民国年间江南地区农村市镇经济发展水平，曾取20世纪30年代的浙北嘉兴县与浙东鄞县为典型，提出了两种发展水平有所差异的类型：嘉兴类型与鄞县类型。所谓嘉兴类型有这样的一些特征：（1）中间市场人口占农村市镇人口总数的绝大多数；（2）市镇上的商铺绝大多数每日营业，市镇的城镇化水平或者说准城镇化水平很高；（3）市镇上的农业人口相对较少，市镇作为商业区的中央性比较明确，尤其是一些商业繁盛的属于中间市场市镇的人口，其城镇性显然已经超过了乡土性。而关于鄞县类型，则与之有明显的差别：（1）缺乏规模庞大、商业繁盛、居民万人上下的特大市镇，这反映着鄞县农村专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因此还未在县区内部形成一定的专业经济中心；（2）中间市场较少，基层市场数量比较嘉兴多，分布更广，因此市镇镇区人口占全县人口总数的比例大大低于嘉兴地区；（3）更重要的是，鄞县农村市镇人口结构中农业人口仍占大多数，多数市镇尚未成为农村中较单一的商业中心，而是处在一种农商相兼的水平上，半市半乡，基本为定期集市，而不是像嘉兴类型那样，大多已经发展到日日市的水平了。
以此参照，南宋山会地区农村市墟的发展水平，估计仍处于鄞县类型的发展初期，比之20世纪30年代鄞县地区有所不及。它们大致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其一，它们所能供提供的商品明显比上一层级市场为少，以致文人士夫不免时有抱怨，“村店事事无，秋热夜夜至”[2]（P1660）。其二，除了最为常见的米盐之市外，有一些基层村市往往从某些农产品的临时销售点发展而成，相对稳定下来，才形成市集。例如陆游所描述的抚州前平小市，“道边小寺名前平，残僧二三屋半倾。……村虚卖茶已成市，林薄打麦惟闻声”[3]（P966）。这虽然描述的是抚州，山会地区的情形理应相似。有的时候，这种临时的销售点因种种原因更换地点，基层村市也会随之移易。例如陆游诗中提到的“市徙新山步，耕侵古庙堧”的情形[3]（P4022）。其三，基层村市的经营常常受农时影响，丰收以后，村民频繁入市，村市相对繁忙；农忙季节，村民多在田间，入市为少，村市也相对空闲。所以时人有“村店农忙半不开，入城客子去还来”之句。杨万里描写的为江南西路吉州农村，估计山会地区与之相同。其四，除了少数中间市场外，占市场大多数的基层村市仍处于定期集市的水平，于是，我们就在陆游的诗句中看到了不少关于乡市之集与散的描述。例如他作于庆元三年（1197）的《晚归舟中作》，“市散人争渡，僧归寺掩门”[3]（P2333）；作于嘉定元年（1208）的《门外独立》“：朝看出市暮看归，数尽行人尚倚扉”[3]（P4164），等等。尤其是作于开禧元年的《夏秋之交小舟早夜往来湖中绝句》之第四首，“小市易散无人行，茫茫湖桥惟月明”[3]（P3554），市集结束后，赴市的村民散去，说明这个村墟小市除了临时摊贩外，更无每日开张经营的商铺，以至村墟呈现“无人行”的空旷景象。
事实上，在各个层级的固定市场之外，乡村中也存在着不少流动商贩，那就是陆游诗中提到的“市担”之类º。这些流动商贩既活跃于各个定期集市，又在非市集之日走村穿巷，上门兜售。其中不少就是一般村民，外出兜售他们的农产品。至于是否存在某种上门收购农产品的专业商贩，诗文中似未提供相关信息。总之，尽管相比于后代仍有所不足，以“市船”为媒介，在南宋山会地区，市场联系已渗透到了乡村的角角落落，商品交换已经在村民的经济生活中扮演起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肯定。
（三）交易
那么，村民经由那些乡市交换的商品究竟有哪一些内容呢？
笼统讲来，乡村米盐之市，村民无非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宋末元初人方回（1227-1305），曾依据他在嘉兴府魏塘镇居住期间的观察所及，有一个经典描述：水乡佃农，如果人均耕作30亩水田，交租、食用之外，每年可有余粮12石，“予见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按：指王文政家在魏塘镇所设商铺）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醯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9]。市镇商家“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舟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粜钱，复买物货归售”[2]（P368）。“皆以米准之”，显然是当时乡市交易的一般情形，山会农村应该与此相近。下文据陆游咏吟所及，略作具体讨论，尽管信息相当有限，或者可以展示其中某些复杂面相。陆游作为官宦之家，相对富裕，其在乡村的居家生活，除了对某些高档商品的需求稍多之外，参与市场交易的基本情况应与其他村民大致无二。这在他的许多诗作中也有所反映。如嘉定二年秋，他在《嘉定己巳立秋得膈上疾近寒露乃小愈》诗中，即有“清泉白米山家有，盐酪犹从小市求”之句[3]（P4492），相当直观地反映了乡村米盐之市的基本特征。当然，如果农村地区市场分布欠广，以至出现“市遥盐酪绝难求”的困境，也可以想象[3]（P3515）。
从理论上讲，举凡农民家庭经济所产、略有盈余甚至无所盈余者，因生活所需，都有可能被他们拿到市场上出售，以换取必需的生活与生产资料。前引陆游诗句“卖丝粜麦偿逋负”，就提到了农家的另一种重要产品：丝帛等纺织品，以及麦产。这些被出售农产品，大多都会如方回所述，经农村市场的层层转输，“舟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粜钱”，最终供应城市市场。不过也有一些农产品，除了城市近郊所产者外，不便于长途贩运，只能在乡市出售，供当地人消费，例如新鲜时蔬。陆游对于肉食的特殊情感，无疑更加反映着寓公之家的消费习惯。盐酪蔬肉之外，陆游咏吟最多的与乡市有关的商品，就是茶与酒了，其中也透露了一些有意义的信息。唐宋之间，随着饮茶的普及，煮茶共饮遂成习俗，专门为顾客提供饮茶服务的茶坊茶店——后代一般称之为茶馆——因此兴起，人们将其与酒肆相提并论，这反映了茶坊茶店存在的普遍性。宋代各大城市市场中，茶坊最为集中，南宋行都临安府城中“处处各有茶房酒肆”。有一些茶坊还形成了自己的专有品牌，例如临安城有“蒋检阅茶汤铺”[2]（P220）。农村乡市，也有不少茶坊茶店，“山店煎茶留小语，寺桥看雨待幽期”[3]（P27）。不过由于城市与乡野经济生活的不同，也使得两者的茶坊茶店在功能上有某些差异。近代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农村地区由于人口居住分散，茶坊茶馆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某种公共空间的角色，茶客甚至自带茶具茶叶前去“泡”茶馆。在这种情况下，茶馆提供的商品主要已经不是茶本身，而是店堂空间及其相关服务了。这样的历史演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展开的？南宋时期是否已经略见端倪？陆游的诗作中透露了某些信息。他于嘉定元年（1208）夏天所撰的《书村店壁》诗，其中有“裹茶来就店家煎，手解炉鞍古柳边”之句[3]（P4193）。第二年也提到“就店煮茶古堰边，偶逢父老便忘年”[3]（P4362-4363）。由顾客自己“裹茶”到村店煎煮饮用，无疑提示着我们，南宋山会地区乡市的茶坊茶店，很有可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公共空间”化了。
酒是我国传统文人重要的生活伴侣，陆游更是自号酒仙º，差不多每日不可无此君，诗作中吟及酒的最多，其中也透露了一些有关乡市的信息。赵宋王朝实行严厉的榷酒法，即酒品专卖制度。按条法，凡“去东京城二十五里，州二十里，县镇寨十里内”者，为“禁地”[2]（P395），应由官酒务专营。陆游三山别业聚落所在地区，去绍兴府城不过十里，本来应该是官酒禁地。不过读陆游的诗句，至少就其行踪所及而言，看来则全属“村酒”地域，也就是由民户每年向官府交纳一定的课利钱与净利钱后，购买乡村地区规定范围内酒的经营权的买扑坊场地界。由此可见，关于榷酒“禁地”范围的令文，在实际落实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宋朝酒法，允许乡村民户向酒坊购买酒曲酿酒自用，陆游自己家里也酿酒，“浅倾家酿酒，细读手钞书”[3]（P2846）。邻里间家酿酒熟，相呼欢饮的场景，也常见于陆游诗句的咏吟之中。“家家新酿美，邻里递相邀”[3]（P2886）。不过他在诗句中描写最多的，还是在乡村酒坊酒店酤酒饮酒的情景。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还在于酿酒毕竟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家酿常不如酒坊所酿醇美。所以偶尔家酿质佳酒醇，陆游还专门赋诗自夸[3]（P4061）。乡村买扑酒坊具体如何分销经营，文献记述近乎缺如。存世地方志对山会农村酒坊买扑制度等内容，也未留下足够的信息。以理揆之，乡村豪富人家买扑（投标）拥有酒品经营权的某个坊场地界，不太可能只限于一村一市，而应该有一定的地域幅度。也就是，它可能包括有一个或几个中间市场以及一定数量的基层市场。所以，坊场重要的大酒坊应该就处于中间市场，基层市场的村市则属于它的分销点。陆游的诗句中，似乎对这两类酒坊有所区分，如撰于开禧二年（1206）的《秋兴》一诗，有“村酒甜酸市酒浑，犹胜终日对空樽”等句[3]（P3810），以“村酒”对应于“市酒”，不过尚嫌不够清晰。仔细品味起来，陆游笔下的村酒，以下几个方面是相对明确的。
其一，尽管每当时佳年丰，心情愉快之际，对于村酒，陆游也不乏赞美之词，如“村坊多美酒，烂醉答年光”[3]（P4383），或者“丰年处处村酒好，莫教湘湖蓴菜老”等等[3]（P1326）。总起来看，村酒的质量是相对较差的，他常常“闲驾柴车无远近，旋沽村酒半甜酸”[3]（P3810），或者“不嫌村酒恶，也复醉如泥”[3]（P3853）。所以才有“野花红碧自争春，村酒酸甜也醉人”之吟[3]（P4148），村店的陈设当然也不得不是简陋的。
其三，相比于官酒务定价的规范与刻板，由买扑者经营的村坊之酒，随行就市，显然要灵活得多。所以陆游虽然偶叹“村场酒贵赊不得，且解布囊寻弊袍”[3]（P3342），也常喜“时平道路铃声少，岁乐坊场酒价低”[3]（P4512），以及“时平酒价贱如水，病起老身闲似云”[3]（P2735）。顾客所感知的酒价之贵贱，既有出于经济状况乃至心情等因素的主观感受，更有因年节、行市等因素导致价格实际升降的客观原因。
其四，村坊酤酒，又常常能够反映乡市交易的一些习俗，这里主要指赊账惯习。陆游为乡间名人，更是村坊的大主顾，大多赊账酤酒，店家乐意接受，他自己也以此为荣，常常自诩“旗亭人熟容赊酒，野寺僧闲得对棋”[3]（P1707）。村坊酤酒，当然不一定他自己亲身前去，所以有“南村闻酒熟，试遣小僮赊”之句[3]（P2284）。诗人有时候哭穷，说自己“赊酒每惭添旧券，读书何计策新功”[3]（P2086），更多也只是半真半假的卖弄。赊卖赊买为乡村社会商品交易的惯习，并非陆游这样的官宦寓公之特权，一般村民也时常以此交易。所以陆游于开禧元年（1205）秋所撰《渔父》诗，就以“敲门赊酒常酣醉，举网无鱼亦浩歌”之句，称赞渔父困厄而不颓废的豪放性格[3]（P3576）。酒品之外，许多商品也不妨以赊账的形式来交易。陆游诗句“未遂初心惟一事，乞薪赊米恼吾邻”中提到的，其所赊买的就不是酒而是食米了[3]（P3703）。当然，赊账是一种信用交易，一旦某种因素可能会影响这种信用关系的稳定维系，例如赊卖者怀疑赊买者是否具有日后还账的经济能力，就会出现前引诗句所述“村场酒贵赊不得，且解布囊寻弊袍”的困境。诗人年衰自吟，意气消沉，感叹“发无可白方为老，酒不能赊始觉贫”[3]（P2330），也就更可以理解了。
总之，可能由于我们观察思路的原因，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市场风貌已经呈现出与帝制晚期相当的共性。易言之，帝制晚期乡村市场的雏型，可能早在南宋时期已经开始形成。前贤所论近代中国“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2]（P12），于此或者可见一端。
四、角色
其一，是他的施教自娱。南宋浙东农村，村民小童“三冬暂就儒生学”，比较普遍。这既反映了科举社会的普遍影响，更是农夫为了应对生活而掌握必需的技能学习。“识字粗堪供赋役，不须辛苦慕公卿。”陆游在诗中自注曰“：村人惟冬三月遣儿童入小学。”[3]（P103）陆游闲居之余，常在这类冬学中以授书施教自娱。“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3]（P1783）。这既是他嘲，更是自嘲。所以才有“客归我起何所作，《孝经》《论语》教儿童”之句[3]（P3324）。儿童之中，可能既有儿孙，也有邻里。对于儿孙，他自夸“垂世诗书在，儿童勿外求”[3]（P2273）。有时，陆游还担心“妇女晨炊动井臼，儿童夜诵聒比邻”[3]（P2425）。对邻里，他则是“薄才施畎亩，朴学教儿童”[3]（P4247）。村学之普遍化，虽说主要还是为了“识字粗堪供赋役”，但无疑是科举社会以及儒家思想深入影响基层社会的重要渠道。像陆游这样的乡居士人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时，这样的授书活动并不限于村学儿童，还延及成年人。如《记东村父老言》诗：“行行适东村，父老可共语。披衣出迎客，芋栗旋烹煮。自言家近郊，生不识官府。甚爱问孝书，请学公勿拒。我亦为欣然，开卷发端绪。讲说虽浅近，于子或有补……”[3]（P3211）其影响就更广了。当然，相比于直接的“开卷发端绪”，陆游之对于乡邻的“施教”，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日常接触中言行的影响。
其二，是其它与文化知识相关的活动。陆游诗文中记述较多的，是向乡邻施药。宋代士人喜读医书，业余习医者不少，陆游可为典型，前文已有所讨论。尤其如诗句所述，“村翁不解读本草，争就先生辨药苗”，他还向乡邻普及医药知识。有意思的是《山村经行因施药》诗第三首所记：“儿扶一老候溪边，来吿头风久未痊。不用更求芎芷辈，吾诗读罢自醒然。”[3]（P3674）读诗治头风病，自然是戏语，事实上还是得施药医治的。不过这也相当直观地反映了陆游的士大夫身份及其所代表的文字知识在乡村社会的有形无形的影响力。此外，在日常生活中陆游也还会参与一些文字书写相关的事务。例如他在诗句中提到的，“开学教牛经，坐市写驴劵”[3]（P4006），既据传世农学谱录，向邻里传授牛经知识º，又在乡市替人书写牛驴等大型牲口交易的契书。又如《农家》诗第四首提到，“僧乞铭师塔，巫邀赛土神”[3]（P4248），应邀为僧侣撰写碑铭，或者参加乡里祭赛活动，也是士人在乡村参预社会活动的重要内容。
那么，这样的一些社会活动，是否可能赋予陆游们在乡村社会中某种的“权力”呢？陆游的身份地位使得他必然与地方官府建立有某种联系，“州家遣骑馈春酒”，这无疑会使他对地方社会拥有相当直接的影响力。例如绍兴府城西的法云寺，本为陆氏功德院，南宋初为战火所毁，后虽经多任主持僧募捐重建，但毕竟今不如昔。淳熙年间，陆游从蜀地任职回乡，“始言于府”，逐去了一个他认为不任事的住持，另请僧人契彛主事，并且“以大屋四楹施以为观音大士殿”[4]（P2156-2157），使法云寺基本恢复了旧时规模，陆氏家族的地方影响力也必然因此得到扩张。陆游有时还会对地方官府怠慢自己发几句牢骚，这可能也体现了他对自己的某种角色期待。不过，“呼儿了租赋，莫待县符催”[3]（P2086），或者更可见陆游自我约束与立德修身的处世原则。陆氏为山阴名族，陆游不免多有自我期许“。定知千载后，犹以陆名村”[3]（P3254）。同时，他却又常常感叹祖业失落。“予先世本鲁墟农家，自祥符间去而仕，今且二百年，穷通显晦所不论，竟无一人得归故业者，室庐桑麻果树沟池之属悉已芜没，族党散徙四方，盖有不知所之者。过鲁墟未尝不太息兴怀，至于流涕也”[4]（2190-2191），以至他对务农不仕的乡党心生羡慕。至有“四朝遇主终身困，八世为儒举族贫”之叹[3]（P2953）。
与此相应，山阴陆氏如何以宗族组织形式在地方社会产生影响力，未能从文献中得到正面的支持。相反，陆游与族人之间存在某种矛盾的记载，却偶尔可见。例如他在《放翁家训》里提到：“九里袁家岙大墓，及太傅、太尉、左丞、少师、荣国夫人、康国夫人诸墓，岁时切宜省视修葺。近岁族人不幸有残伐扰害者，吾竭力禁止之。虽遭怨詈诬讼者，皆不敢恤。”又说：“余庆藏书阁色色已具，不幸中遭扰乱，迄今未能建立……此阁本欲藏左丞所著诸书，今族人又有攘取庵中供赡储蓄及书籍者，则藏书于此，必至散亡……”如何应对，陆游也没有什么良策，只是告诉儿子们“不若散之于家，止为佛阁，略及奉安左丞塑像可也”[6]（P154）。前文曾引《小舟白竹篷盖保长所乘也偶借至近村戏作》诗，指出陆游之所以对乡村都保正等职役人员另眼相看，无非是因为他们是国家权力在乡村的代理人。这或者可以说明，至少在南宋的山阴地区“，集族权、绅权于一身的乡绅势力”控制乡村社会的想象略嫌夸张[2]（P182-183）。居乡村社会各种权力关系核心的，仍然是乡里组织及其头目。
尽管陆游的历史形象一向相当正面，尤其是从“吾侪饭饱更念肉，不待人嘲应自知”所表现自知与矜持，更表明他无疑属于“长者”，而非“豪强”。不过，作为一个闲居官宦，陆游在山会农村所拥有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显然也全部来自皇权国家。陆游的乡村世界，无疑是赵宋国家的王土，并非官府权力鞭长莫及的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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